心理学领域中的痛苦实验

动物实验（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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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赞成本文的观点，但可以借鉴，同时也略起恻隐之心。 物种歧视的结果
　　今天全世界处处存在的非人类动物实验，是物种歧视的结果。许多导致极端痛苦的实验根本对人类或任何动物均无利益。这类的实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主要工业的一部分。在英国，动物实验者在被要求公布“科学程序”之数目的时候，政府公布在1988年对动物施行了350万次的“科学程序”。美国的数字则较不精确。在动物福利法的压力之下，美国农业部长公布了一份报告，列出各公司报告过的实验动物之数目，但此数目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不完备的。它没有把实验用的鼠类、鸟类、爬虫类、蛙类与家畜类计算在内；它没有把中学的实验动物计算在内，它也没有把未经跨州运送的实验动物计算在内，它也没有把未经联邦政府核准的动物计算在内。
　　1986年，美国国会“科技评估局”(U.S.CongressOfficeofTechnologyAssessm ent，OTA)出版了一份报告，名为“在研究、试验与教学方面的动物替代品”。该局的研究人员评估美国用于实验的动物之数目，说：“估计美国每年用的动物在1000万至1亿只之间。”他们说，他们的估计并不可靠，并猜测“至少1700万至2200万只之间”。
　　这种估计是极为保守的。“实验用动物养殖联谊会”在1966年的国会证言中估计， 1965年，美国用于实验的老鼠、天竺鼠、食鼠和兔子约为6000万只。1984年，塔夫兹大学的兽医学院的安德鲁·罗文博士估计每年用于实验的动物约为7100万只。1985年，罗文重修他的估计，将生产的、购取的和实际应用的动物分开。这使他估计每年实际用于实验的动物为2500万至3500万之间。(但未包括在实验前就因运输而死亡或被杀的在内)。股市对一家实验用动物供应商——查理士河养殖所——
　　的分析指出，仅此一家每年生产的实验用动物就有2200万只。
　　1988年美国农业部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有１，６３５，２８８只动物用做动物实验，其中狗140，471只，猫42，271只，猿猴类51，641只，天竺鼠431，457只，仓鼠 331，945只，兔子459，254只，“野生动物”178，249只。
　　请不要忘记，一般老鼠没有计算在内，而同时这些数字至多只占实际使用动物总数的1/10。在农业部所计算的160余万只动物中，有9万只以上据报是承受了“无可解除的痛苦与沮丧”。而其实，真正遭受“无可解除的痛苦与沮丧”的动物数目比9万要多10倍。而由于实验者对鼠类的痛苦不及对狗、猫和猿猴类的痛苦那么在意，因而承受此无可解除之痛苦者绝不止10倍。
　　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利用为数甚多的动物做实验。例如日本，一份非常不完备的调查显示，在1988年就用了800万只。
　　动物实验激发了实验用动物商业化生产与运销，所以看看这生产与运销就可以窥见动物实验是何等一种大企业。当然，“产品”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动物本身。我们已经提过查理士河养殖实验所生产了多少动物。在一本名为《动物实验场》(LabAnimal)的杂志中，动物就像汽车一样被广告推销。两只天竺鼠照片，一只正常，另一只则完全无毛，广告上说：
　　说到天竺鼠，您现在可以有选择了。您可以选择我们全毛的标准型，也可以试用我们1988年的最新品种——全然无毛，快速便利！
　　我们全然无毛的天竺鼠，是多年精心育种的结果。您可以用它们来做生毛剂的皮肤研究，也可以做皮肤敏感研究；可以做皮肤移植治疗，也可以做紫外线研究。不一而足……
　　1985年6月份的《内分泌学》杂志上，“查理士河”做了以下的广告：
　　您想看看我们的手术情况吗？
　　论到手术，医生要什么，我们有什么。垂体切除、肾上腺切除、阉割、胸腺切除、卵巢切除以及甲状腺切除。每个月，我们对老鼠做上千次的内分泌腺切除；外加应邀而做的特别手术(脾脏切除、肾脏切除、盲肠切除)……为您的动物研究领域所需，各种不同的手术后动物，请拨电话×××××××号。我们的手术师全天候服务。
　　除了动物以外，实验者们还创造了专业工具市场。英国的一本顶尖科学杂志《自然》便刊载了一段“市场新秀”，告知读者一种研究用新工具：
　　哥伦布仪器公司的最新动物研究工具是一种密封式动物踏车，可在动物运动时收集氧的消耗量。该踏车有数个独立的跑道，各附独立的电击设施，可以同时供应4只老鼠…… 9737英镑的基本型有一履带速度控制器及一可调电压电击器，13487英镑的完全自动型则可预先设定时段，一次设定数次有连续性之实验，而每段之间则有休息，并自动监控跑向电击格栅之步数，奔跑时间与在电击格栅之时间。
　　哥伦布仪器公司还发明了其他一些巧妙的设计。在《动物实验室》杂志上，该公司做了如下的广告：
　　哥伦布仪器公司的痉挛计算器能够客观而量化地计算动物的痉挛。一个负载电池精密感应器可以把痉挛的垂直元件转换为适当的电讯……使用者必须观察动物的行为，当痉挛发生之际，按下计数器的按钮。实验结束后，痉挛的总量与总数就会呈现。
　　哈佛生物科学社出版了一本《鼠辈总目》(TheWholeRatCatalog)，其中有数页介绍小型动物实验设备，全出之以逗人的广告用语。例如，在介绍一种透明塑胶的兔子笼时，上面写道：“唯一能动的就是鼻子！”有时候，又为了顾虑产品的敏感性而做了不同的诉求，比如，啮齿动物携带笼的广告就说：“把您的宠物放在这不引人注目的笼中携带，断不易引人注目！”除了笼子、电击棒、手术器材和灌肠器以外，目录中做广告的还有啮齿动物约束筒，哈佛旋转栓链，鼠类酒精研究用液体饲料，小型与大型动物断头机，甚至于还有一种啮齿类动物乳化器“旋踵之间，小动物的遗体就化做均匀的悬浮液！”
　　如果不是有可观的销路，厂商不会制造这些器材并花钱做广告；而买的人既然会买，当然理当会用。
　　千万次的动物实验中，只有极少几次真正对重要的研究有用。大学各科系——如森林系与心理系——用了为数众多的动物；商用的更多，诸如化妆品、洗发水、食用染料等的测试。
　　这种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正是因为我们不肯真的去承认这些非我族类的动物也会痛苦。为动物实验辩护的人倒也不否认动物会痛苦，因为他们的立场使他们不能否认— —因为他们之所以用动物来做实验以测定某某物品是否对人类有害，正因他们强调动物跟人十分相像。试验人员强迫老鼠在挨饿或电击之间做一选择，以测验它们会不会溃疡 (会)，是因为老鼠跟人类的神经系统非常相似，因而遭受电击时自然也会感受相似的痛苦。
　　反对动物实验的呼声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然而却始终无甚进展；这是因为实验人员有财团支持，财团则因产销动物与器材而获利；这两方面的人会游说立法院与大众，说反对动物实验者都是偏执狂，把动物看得比人重要。但我们现在所吁求的并不是把所有的动物实验一律立刻停止，我们吁求的只是立刻禁止无立即而急切用途的动物实验，并在这方面，只要可能，就用别的东西和方法替代动物来做实验。
　　这似乎不是过分的要求。要了解这要求何以重要，我们须看看现在的动物实验，并回顾一下百年来的动物实验。然后我们才能评估动物实验是否果真皆为重要目的。因此，以下数页将描述某些动物实验。读这种文件不是愉快的事；我们有义务让自己知道人类社会在做些什么——尤其这些行为大部分是靠我们的税捐在进行。千千万万只动物既然在遭受实验之苦，则我们最起码也该知道它们遭受怎样的对待。这是我为什么没有粉饰这些报告。不过我也没有夸张，我只是照实说。以下的一些报告都是摘自科学刊物，是实验者们互相勾通之用的。
　　这些记述无疑要比局外观察者做的记述更有利于实验人员，原因有二：一、实验人员不会去强调他们让动物产生的痛苦——除非是为了表明实验结果，而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大部分的痛苦都是没有报告出来的。实验人员会认为没有必要报告电击设施该关却未关时动物会怎么样，没有必要报告由于麻醉不当而动物于手术中途醒来时会怎么样，没有必要报告生病的动物因周末无人照顾而死时，情况又是如何。二、科学杂志较有利于实验人员，因为杂志只刊载实验人员和编者认为重要的部分。英国政府的一个委员会发现，动物实验只有四分之一有机会刊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刊出比例会偏高。事实上，由于学校小、研究人员才能偏低的情况，美国比英国严重，因此美国出版的有意义的动物实验，在比例上比英国偏低。
　　所以，在阅读以下的报告时，请读者记得它们是来自对实验人员有利的资料；而设若这些报告的重要性仍不足以辩解他们对动物造成的痛苦，则请注意这些报告已经是编辑们从大量的报告所选出，被他们认为有重要性的一小部分了。在杂志上刊出的报告总是挂着实验人员之名的。我把这些名字都保留下来，因为我认为无需匿名来保护这些人。但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特别邪恶或残忍之士；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被训练去做的事情而已，而且做同样事情的人上千上万。列举这些实验，目的不在证明实验人员的虐待狂，而在显示我们制度化了的物种歧视心态。是这种心态使这些实验人员得以不去慎重考虑他们所利用的动物之权益。 心理学领域中的痛苦实验
　　许多最痛苦的实验是在心理学领域中执行的。1986年，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就赞助了350种实验。该所还只是赞助心理学实验的联邦基金会之一。该机构用于直接操纵脑部的实验为1100万美元，500万美元用于药物对行为的影响，300万美元用于学习与记忆实验，约200万美元用于睡眠剥夺、压力、恐惧与焦虑之实验。这个美国机构每年花3 000余万美元在动物实验上。
　　心理学领域中用的实验方式是电击。其目的可以找出动物在不同的惩罚时有何反应，也可以是为训练动物执行不同的任务。在本书第一版，我曾描述实验人员在60年代和70 年代如何电击动物。现在我只选取一例：
　　在匹兹堡兽医院上班的瑞伊和巴瑞特曾电击1，042只老鼠的脚。然后，用杯状电击棒强烈电击老鼠的眼睛，或用电击夹夹住老鼠耳朵，强烈电击，引起痉挛。他们报告说，有些老鼠“顺利完成了头一天的训练”，“第二天训练之前就生病或死了”。
　　现在，在我写本书第二版的时候，离他们提出报告的年份已几近20年了，但类似的实验仍在进行，只不过在旁枝末节上想要略做改变：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希列克斯与丹尼把老鼠放在迷宫中，当它们走到歧路而在3秒钟之内未能做正确选择时，就用电击。他们结论道：“结果显然使人联想到早期的一种老鼠实验，在T型迷宫选择点之前的杆子上老鼠遭到电击，以此测验老鼠是站着不动还是后退。……”(换句话说，新实验只不过是在选择点电击老鼠，而早先的则在选择前电击——这实在没什么重要的不同。)实验人员接下来又引述了1933、1935等年份的实验，直至1985年。
　　下面的一个实验只是为了证明发生在人身上的反应也会发生在老鼠身上：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科特·斯班尼斯与拉里·斯奎尔在同一个实验中采用两种不同的电击，以测试“痉挛电击”对老鼠的记忆有何种影响。一个箱子分成两边，一边有光，一边无光，老鼠放在有光的一边。
　　当老鼠从有光的一边要步入无光的一边，脚就遭到痉挛电击。在经过“训练”以后，老鼠接受“痉挛电击……凡4次，每次中间休息一小时……而痉挛每次皆发生。”结果，痉挛造成了倒退性的失忆症，延续28天之久。斯班尼斯与斯奎尔说，这是因老鼠不记得要避免进入无光的一边，因此遭受电击。两人说，他们的发现跟斯奎尔原先以精神病患者所做的研究“相符“。他们承认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强力支持或否定”失忆的理论，因为“不同的族群有甚高的不同性”。不过，他们宣称：“这些实验扩充了实验室动物和人类之间失忆的相似性。”
　　任职于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美国分部(位于德拉瓦州的威明顿)的派特尔与米格勒训练鼠猴以压杆的方式取得食粒。然后，在鼠猴脖子上佩以铁环，每次取得一粒食粒，就遭电击一次。
　　只有等待3个小时再压杆取食，才能免于电击。鼠猴用了8个星期，每天6个小时，才学会了用这种方式避免电击。这种实验，据称是为了制造“冲突”局势。然后研究人员再将猴喂以药物，看是否会因为药物影响而忘却之前所习得的“教训”，以致再度遭受电击。实验者报告道，他们也以老鼠做此实验，而此实验“或期望可以有助寻找抗焦虑药剂。”
　　制约实验已经进行了85年了。1982年，纽约的“动物联合行动”协会揭示一份报告，谓动物制约的古典实验已有1425篇论文，可叹的是，威斯康辛大学一群实验人员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却揭发了前述那么多论文大多无用。苏珊·曼尼卡及其同仁将140只老鼠施以电击，一种情况是可逃，另一种情况下是不可逃，以比较两者之间的恐惧程度。以下是他们做此实验的藉口：
　　15年来，大量实验旨在分别暴露于可控制及不可控制的恶劣情况下，其行为与生理影响有何不同。一般的结论是，暴露于不可控制的恶劣情况下更能使有机体沮丧。
　　在让老鼠遭受种种不同强度的电击，而有时可逃有时不可逃之后，实验者们还是不能确定是什么因素才造成了呈现的结果。不过，他们说，他们相信他们的结果是重要的，因为“对15年来上千上百的实验之可靠性，他们提出了一些疑问。”
　　换句话说，让动物承受了15年的电击，并没有产生可靠的结果。但在心理学实验的古怪世界里，这种不可靠性正好让他们有藉口再对动物做更多无可逃避的电击，以使最后终能得到“可靠的”结果——而请记得，所谓“可靠”，也不过是对那些困在笼中不能逃避电击的动物而言。
　　电击也用来让动物产生攻击性。在爱俄华大学，威肯和努逊把160只老鼠分成数组，关在通电的不锈钢笼中“训练”。一对对的老鼠遭到电击，直至它们学会了站起来互打或互咬。学到一通电立刻就互相攻击，大约要训练30次才能达成。实验人员于是把这种经过电击训练的老鼠放入未经训练的老鼠笼中加以观察记录。一天以后，把所有的老鼠都杀掉，刮了毛，查看伤痕。实验人员结论道：“对于了解因电击产生的攻击性与防御性，本实验结果无用。”
　　俄亥俄州肯扬大学的威廉斯和勒尔做了一系列的3组实验，以研究压力控制对防御行为的影响。第一组实验的基本假设是不可控制的电击会增加恐惧。16只老鼠被放入有机玻璃管中，尾部遭受无可逃避的电击。然后把它们放入已经安居的老鼠社群中，使它们作为入侵者，以观察记录两者的反应。第二组实验是24只老鼠通过训练可以控制电击。第三组则是32只老鼠置于无可逃避但可控制的电击状态。实验者结论道：
　　这些发现与我们的理论都强调了电击可控性、电击停止可预料性、制约压力、恐惧、和防御性行为之间的交互关系，这些关系的真正性质却仍需进一步的实验来确定。
　　这份报告发表于1986年，其中引用了1948年以降的此类实验。
　　堪萨斯大学一个自命为“儿童研究社”的单位也对种种不同的动物施以电击的苦刑。实验之一是让谢特兰小马断水，然后给它们通了电的水钵。两个播音器分置马头的两边。声音从左边发出时，小马饮水就会遭到电击。因此小马学会了听到左边的声音时不去喝水，右边来时可以喝。然后，两边的播音器离得越来越近，直至小马分不清声音来自左边或右边，因之不能防止电击。研究者也提到他们用老鼠、林鼠、刺猬、狗、猫、猴、负鼠、海豹、海豚和大象做同样的实验，结论道，跟这些动物相比，小马比较不易分辨声音的方向。
　　我们比较不易了解这些实验对儿童有何益处。事实上总的说来，以上引述的一些实验除了导致动物痛苦外，所得结果都是琐屑的、显而易见的或全无意义的。以上的实验，心理实验学家只不过意图以科学术语告诉我们我们老早就知道的事，只要我们肯用用心，我们就可以用伤害较少的方式获得相同的见解；何况这些实验还是比较重要的，不然不会有刊物帮它们发表。
　　前述的心理学电击实验仍不过是此领域中所有的电击实验的极少部分。依照科技评估局的报告——审查1979年至1983年美国心理学社团期刊608篇报告看出，已出版过的动物研究，10%采用电击。
　　许多不在美国心理学社团范围以内的期刊也刊出动物受到电击的研究报告。我们也不可忘记，有许多研究是从未刊出过的。这还是在心理学范围内导致动物痛苦或沮丧的研究之一种。
　　我们已经说过母爱剥夺实验；而如果只要略述其他的心理学实验，就可以填满好几本书，诸如异常行为、动物精神分裂模式、动物运动、身体维持、认知、沟通、猎食者与猎物关系、动机与情绪、感觉与知觉、睡眠、食物和饮水剥夺等等。我们所引述的不过是每年在心理学范围内上千上万的实验之一小部分，但这已足够让我们看出，许许多多仍在进行的实验，除带给许多动物极大的痛苦外，并不能预期会带给人类何等真正重要的知识。不幸的是，动物在心理学家和其他实验人员手上只变成了工具。实验室会考虑这些“工具”所花的费用，但对它们自身的苦痛却弃耳不闻，这不但显露在对动物所做实验上，而且也在用语上。例如，哈洛与素味所谓的“强暴架”以及由此“心爱的把戏”所产生的母猴。
　　由于术语的运用，把真正赤裸裸进行的事实掩饰了。行为主义教条是，只提可以观察的事实；在此一影响下，心理学家们发展出了一套用语，指的是痛苦，但显得又不是痛苦。爱丽丝·汉姆(AliceHeim)就是少数指陈动物实验的茫无目的心理学家之一，她说？
　　“动物行为”方面的研究总是出以科学的、合乎卫生学的术语，以期能使正常的、没有施虐狂的年轻心理学学子去从事，使他们不致心怀焦虑。因此，以渴、饥饿或电击来折磨动物的时候，用词是“消灭”；把动物先训练成存在有某种期待然后却又只偶而满足这种期待，则称之为“部分加强”；“负面刺激”是指动物只要能逃避就一定会逃避的刺激。“逃避”(或“避免”)这个词可用，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可以观察到，但“痛苦的”或”惊恐的”刺激则是不当的用词，因为寓含着拟人化的情感，这样的用语表示了动物有情感，而且可能是类似于人类的情感。这样的词是不可以用的。因为它们不符合行为主义也不科学(也因为会把年轻的、心还没有冷硬的学子吓跑，会让年轻学子驰骋他的想象力)。在“动物行为”领域内的实验心理学工作，最大的罪就是把动物拟人化。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不相信低等动物和人类类似，他的工作又如何可以名正言顺呢？
　　前面我已引过例子，可以看出汉姆所提的那些科学术语。请注意，即使当赛利曼不承认被他当做实验中的狗最后“放弃”逃脱的企图时，他也把“放弃”二字加了引号，似表示他并不真的意谓狗有任何心理。然则这种“科学观点”的必然结论是：如果动物没有任何心理程序，则我们又如何可以经由动物而学到有关人类的事呢？说起来令人吃惊，但有些心理学家却真的是那么急着避免拟人化，以致于他们接受了“动物研究跟人没有关系”的结论。《新科学家》杂志中一篇自传性的文章记述到一个这样的实例：15 年前，我申请攻读心理学位，面试者是一个眼如铜铁的心理学家。他详细地问我的动机，问我认为心理学是什么，它的主要对象又是什么？那时的我尚是十足的呆头鹅，便回答心理学是研究心灵的，而人类是其原始资料。那位面试者用一种让我彻底气馁的欢呼声说，心理学家对心灵不感兴趣，他们注意的焦点是老鼠，不是人。接着，他竭力建议我，到隔壁那个门去申请，因为那边是哲学系……
　　到了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心理学家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工作与人心无关了。然而，他们对老鼠所做的许多实验却只能解释为他们对老鼠的行为感到兴趣，而未思及这些实验究竟能对人的了解有何帮助。设若如此，则究竟又凭什么要让动物遭受这么多这么大的痛苦呢？当然不是为了老鼠的福利吧！
　　因此，这一类的心理学研究有其不可逃避的困境：要就是动物跟人类不相似，要就是跟人类相似。如果不相似，则就没有理由做这类实验；如果相似，则对动物做人类所不堪忍受的实验是伤天害理的。 动物毒物实验
　　动物实验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每年用数百万只动物接受毒物测验，而其理由又往往微不足道。1988年，在英国做了588，997次动物科学试验，以测定药物和其他物质的含毒成份；其中有281，358次跟医学或兽医物品无关。
　　在美国则无法获得明确数字。然而，设如美国与英国的比例相似，则美国用以测毒的动物每年至少300万。事实上恐怕要多2倍或3倍，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发展非常之多，而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也要求在产品上市以前做大量测试。药物如果是用以救人的，则要求先以动物测试固然尚可成理，但像化妆品、食用色素和地板腊也做了同样的要求。
　　为了新品牌口红或地板腊得以上市，就应当让成千上万的动物忍受痛苦吗？这类产品我们不是已经多得过头了？这些产品上市谁获利益？当然是公司行号！
　　事实上，即使这种测试是用以检定医学产品，大部分也跟改善我们的健康无关。为英国卫生与社会安全部工作的一些科学家检查了1971至1981年的药品。他们发现，新药品——大量投入早已购买过度的医疗范围……此范围的疾病主要是西方富裕社会常见的，大部分系慢性的疾病。新的药品主要目标在商业回收，而非治疗需求。
　　要想评估这些新产品是否得当，我们必须知道动物试测的标准办法。为了确定一项产品究竟多么有毒，采用的是“剧烈的口服毒性试测”。这是20年代发明出来的：动物须被迫咽下试测物品，包括口红和纸等等不是食物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只是放在饲料中，动物往往不吃，因此，实验人员就强迫塞入动物口中或用导管直接送入动物胃脏。标准测试期是14天，但有时长达6个月——设若动物可以忍受如此之久而未死。在测试期间，动物呈现的典型症状是呕吐、腹泻、瘫痪、痉挛和内出血。
　　剧毒测验最为人知的是“五成致死率剂量”(lethaldose50percent，简称LD50)，一种物质之剂量若到达此程度，受实验的动物将有50%死亡。为了找出这种剂量，要将动物施以毒剂(见上图)。通常，在动物死亡达一半之前，它们已经呈现严重病症且极为痛楚。如果是没有什么害处的物质，则应找出何种浓缩度才得以使动物死亡50%；结果，就用这种东西大量强迫喂食，而动物往往只因塞食过量或浓度过高而死。但人类根本不可能这样大量或这般浓缩地使用这种物质。由于这种实验旨在测定多少量足以使半数动物致死，因此它们的痛苦不能用任何方式去缓解，以免结果不够正确。美国国会科技评估局曾经评估，美国每年为做中毒测验用了“好几百万只”动物。至于用于“五成致死率剂量”测验的动物数目则无人统计。
　　化妆品和一些其他物品是用动物的眼睛做实验的。这就是“德莱塞(Drauze)眼部刺激实验“，此种实验开始于40年代。德莱塞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发明了一种方法以测试某种物品的刺激度，那就是把该物质置于兔子眼睛中。兔子被固定在一种设施上，只有头伸出来，因此它们抓不到自己的眼睛。测试物品(诸如漂白剂、洗发精或墨水)放入每只兔子的一只眼睛中。他们用的方法是把兔子的下眼皮用夹子向外拉，因此形成小槽，受测物品便置于“槽”中，然后把眼睛紧紧合起来。这种手续有时会反复数次。实验人员则每天观察兔子眼睛的发肿、溃烂、感染与流血流脓。这样的研究可以持续3个星期。一位受雇于一家大化学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对最严重的反应做过这样的描述：
　　由于角膜或眼内结构的严重内伤，使动物完全失明。动物急迫的紧闭眼睛。动物嘶叫、抓眼、跳，试图逃脱。
　　当然，被牢牢固定在设施上的兔子是既不能抓眼又无法逃脱的(见下页图)。有些物质对兔子的眼睛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致于眼睛所有的特征都消失了——虹膜、瞳仁和角膜都溃烂成一团。实验人员是未受规定须对动物施以麻醉的，但有时候他们也在置入试验物品时施以小量的局部麻醉，只要不干扰到他们的实验便可。但这样的小量局部麻醉对须在两个星期中把清洁剂放在眼睛中的兔子而言，并不能减轻什么痛苦。美国农业部估计，1983年毒性测试用了55785只兔子，化学公司另用了22034只。我们可以猜测，这些兔子许多是用在德莱塞试验中的——尽管我们无法取得其数目。
　　许多其他物品也以动物实验来测试其毒性。吸入研究是把动物关在密室中，强迫吸入喷雾、瓦斯和蒸汽。皮肤中毒研究则是把兔子的毛除尽，以便受测物品可以放置在它们的皮肤上。
　　兔子是不得动弹的，以免它们把刺痛身体的物品弄掉。皮肤可能会出血，起疱和剥落。浸泡研究则是把动物浸泡在某种物质的稀释液中，有时在预期的结果尚未得到前，动物就已溺死。注射研究是将物质直接注入动物体内——皮肤、肌肉或直接注入器官。
　　前述的是标准程序。以下是两个实施的例子：
　　英格兰的韩丁顿研究所与巨无霸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携手实验，以除草剂毒害 40只猴子。猴子病变得非常严重，呕吐，呼吸困难，体温过低。几天以后慢慢死掉。但除草剂会使人痛苦地慢慢死亡是早已知道的事。
　　本章开头曾经提到某些军方的实验。下面是一项“五成致死率剂量”试验：
　　美国陆军的传染病研究所用T—2来使老鼠中毒。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T—2为有 “造成怪异而恐怖之症状的有效恐怖武器”，其所造成之症状为“严重失血”，起疱和呕吐，以致“人畜会死得狞恶。”实验人员把T—2注射到猴子肌肉、血管、皮下和腹部中，也从口灌入或由皮肤浸入。这八种途径都是为试测LD50的。中毒后的老鼠通常在9至 18小时内死亡，但由皮肤浸入者则平均6天才死。死前老鼠不能走，不能吃，皮肤和胃肠靡烂，不安，腹泻。实验者报告道，他们的发现和早期有关暴露于强度略少而时期较长的T—2之报告相符。
　　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以动物做实验的不止于人的消费品。化学药剂、杀虫剂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业产品和家用品都会喂食动物或置入它们眼内。“商业产品的临床毒性” 是一本参考书，以动物实验列举上千上百的商业产品的毒性。这些产品包括杀虫剂、抗凝剂、煞车液、漂白剂、圣诞树喷雾剂、教堂蜡烛、炉子清洁剂、除臭剂、皮肤清凉、泡沫洗澡剂、脱毛剂、眼影、灭火剂、墨水、防晒油、指甲油、染眉毛油、发胶、油漆、拉链润滑剂。
　　有许多科学家和医生都曾提出评论，说这一类的动物实验对人没有帮助。美国加州长滩市(LongBeach)的史密斯(ChristopherSmith)医生就曾说；
　　这一类的实验成果不能用以预料这一类物品对人的毒性或指导人受此类物品侵染后应如何治疗。17年来我身为有执照的急诊医师，在治疗中毒病例上有相当的经验，我从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病例是急诊医生借助德莱塞实验来治疗眼部伤害的。我自己也从没有运用过动物实验成果来治疗过意外中毒病例。急诊凭借个案报告、临床经验和人为对象的临床试验所取得的资料，以决定何种治疗方式对病人最好。
　　毒物学家们长久来就知道，从对某一物种实验来推断对另一物种的效应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些对人类产生意外毒害的药物中，最声名狼藉的，当属沙利多迈(译注二)。而这种药物却在发行以前经过大量动物实验。即使在该药被怀疑造成畸形胎儿之后，实验室对怀孕的狗、猫、老鼠、猴子、食鼠和母鸡所做的实验，都未能得出这些动物会产生畸形儿的结果。只有某一品系的兔子在施以沙利多迈后才产生了畸形儿。不久以前，Op ren通过了所有的动物实验，由大药厂爱莉·丽莉(EliLily)推销，大肆宣传是治疗关节炎的“灵药”。
　　结果在导致61人死亡、3500名不良反应之下，于英国禁销。
　　《新科学家》杂志估计，受害人数可能比公布的更多。经动物实验无害而后证明于人有害的药，尚包括心脏病药物Practolol和止咳药Zipeprol，前者造成眼瞎，而后者导致发作(译注三)和昏迷。
　　动物实验不仅导致有人受害于对动物无害之物，而且也会使人错失对动物有害而对于人有益的物品。胰岛素会使老鼠与兔子的胎儿畸形，但不会使人如此。吗啡可以使人镇定，却会让老鼠发疯。有一位毒物学家说：“如果盘尼西林以天竺鼠来测定其毒性，则就永远不可能用在人身上。” 毒物实验的反省
　　做了数十年粗心的动物实验之后，现在终有反省的迹象了。美国科学与卫生委员会的执行长，依丽莎白·魏兰博士(ElizabethWhelan)指出：“一个人每天饮用1800瓶量的加糖汽水和每天只喝几瓶这种汽水，根本不可相提并论，这是不需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就能了解的。”环保局官员把杀虫剂和其他有害环境的化学制剂的最低有害剂量标准降低了，也受到魏兰博士的肯定，因为她认为原先该等产品使人致癌的危险是以动物实验来推断，仍是“滥用可靠性”的“过分简化”假定。魏兰说，环保局官员的行为代表了“我们的管理人员开始注意到科学界对动物实验的可信性之怀疑。”
　　美国医药协会(AMA)也认为动物实验的精确性有可疑的余地。该协会一位代表在美国国会上做证，“动物研究常常所证甚少或一无所证，并且很难和人类相提并论。”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本书第一版出版以后，许多动物试验取消了。在此之前，大部分科学家都并未认真去思考毒性试验不用动物而用其他方式来代替。但为数甚多的反动物实验者的努力劝服了他们。反对者中最突出的是亨利·斯比拉(HenrySprira)。他原先是一位民权斗士，后来他反对起德莱塞试验和五成致死剂量实验。取消德莱塞试验的联合行动开始于要求美国最大的化妆品公司露华侬拿出千分之一利润来推动德莱塞试验的替代方式；一开始，露华侬拒绝，结果在纽约时报上全版的广告就出现了：“露华侬为了美，弄瞎了多少兔子的眼睛？
　　“当露华侬年度大会时，许多穿了兔装的人出现。露华侬接纳了这个讯息，把千分之一的利润划拨出来，以做推动动物实验替代方案之用。其他一些公司，诸如雅芳与必治妥也跟进。结果，较早时期在英国由“医学动物实验替代方案基金会”所推动的工作，在美国因而以更大规模得以进行——尤其是在巴铁摩尔的约翰·霍浦金斯动物试验替代研究中心。这一方面的关怀日增，使几种新的杂志得以诞生，诸如In-VitroToxicolo gy，CellBiologyandToxicology，和ToxicologyinVitro。
　　这一方面的工作要显出结果来，确实需要相当的时间，但大家对动物替代品的关注也确实日渐增加了。像雅芳、必治妥、美孚和宝侨等公司就在它们的实验室中改用替代品，因而降低了动物使用的数量。到1988年年底，改变的比率开始加速。该年11月，位于华盛顿首府的“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fortheEthicalTreatmentofAnima ls，Peta)对班尼顿(公司)发起国际性的抗争运动，说服了这家流行连锁店在化妆品部门不再用动物做测试。
　　1988年12月，制造Noxzema面霜与封面女郎化妆品的Noxell公司也宣布采用一种筛检法代替动物实验，这可以将原先用眼睛来实验安全性的动物减少了80%—９０％。不久 Noxell公司又宣布，1989年上半年该公司完全没有用动物做安全测试。
　　目前运动的成果累积得很快。1989年4月，雅芳公司宣布他们采用了一种名为“眼测” (Eytex)的特殊合成物来取代动物德莱塞试验，得出可靠的成果。这就是说，在斯庇拉发起运动9年之后，雅芳终止了德莱塞试验。好消息接续传来：1989年5月玫琳凯化妆品公司和安丽公司也宣布他们不再利用动物做安全试验，转而推行替代方案。
　　该年6月，在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另一波运动的压力下，雅芳公司宣布不再用动物做试验。雅芳公司宣布之后8天，露华侬公司也宣布他们业已完成了其消除动物试验的长期规划，在其一切产品的研究、发展与制造的各阶段，均终止动物实验。不久，法柏姬公司也在化妆品与浴用品方面放弃动物试验。如此在短短几个月内——当然是多年的努力之后——美国的第一、第二和第四大化妆品公司即相继放弃了所有的动物试验。
　　化妆品工业由于是公众化的产品，因此也就十分受人注目；但在较不受人注目的工业领域，终止动物试验运动也大有成效。《科学》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就述之如下：
　　受到动物福利运动的刺激，药剂、杀虫剂和家用品制造商最近几年大幅降低了动物毒性试验。像细胞与组织培养法和电脑模拟这一类的替代方法不断日增；这不仅能建立良好的公关，而且在经济上与科学上也有益。
　　该报告也引述食品与药物毒物科学管理局局长加里·敷莱姆的话说：五成致死剂量实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替代的”。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引用G·D·西尔公司的一位资深毒物学家的话说：“动物福利运动者所说的话有许多是激烈的，却是对的。”
　　无可置疑的是，由于这些事件的结果，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痛苦都可避免了。正确的数字不敢讲，但每年可望减少数百万只动物受苦。可悲可叹的是，设若早先毒物学家们、公司负责人和政府管理人员对他们所管辖或使用的动物更能用心体察，则许多动物所遭受的痛苦也就可以减免许多。只有到了动物解放运动开始唤起了大众的注意，那些经管动物试验的人才真正开始想到动物所受的痛苦。仅仅由于法规要求，便做出这般至为愚蠢而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却没有人曾经去想过可以改变法规。比如，直至1993年，美国联邦机构才说，对于已经确知的刺激性物品，如硷液、阿摩尼亚和清洁剂是无须用有知觉的兔子的眼睛去做试验的。但战斗并未结束。1987年4月17日的《科学》杂志的那篇报告我们可以再引一段：
　　不必要的试验仍在摧残着许多动物的生命；这些不必要的试验之所以仍然存在，不仅是由于过时的规定，也是由于现存的资讯不能轻易取得。(美国环保署的)毒物局局长狄奥多·法柏就说，该署有42000份完成了的试验档案，16000份“五成致死率实验”。他说，这些资料如果电脑化使人可以易于取得，便可以有助于减少业已过多的动物试验。法柏说：“许多毒物管理人员都一再看到重复的研究。”
　　只要大家真正有意，终止对动物生命的浪费与摧残并非难事。要开发出合于所有毒性试验用的替代品可能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那一定是可能的。而同时，要削减动物试验所含藏的痛苦目前却有路可行，那就是，在适当的替代品没有开发出来以前，我们可以不要再去制造新的、可能含有毒性又对我们的生活无甚必要的物品。 不知所云的医药实验
　　当某些实验顶着“医药”的名称进行时，我们往往不加思索地认为其所导致的痛苦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其目的是为减轻痛苦。但我们已经说过，为医药所进行的试验并不一定是对所有的人有最大的好处，而可能是为了替某些人求取最大的利益。“医学研究” 这个金字招牌也可以只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这些好奇心，如果不导致生命的摧残与痛苦，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导致，就不可忍受。医学研究也往往有做了数十年而结果证明不知所云的。以下便是一个例子，起于100多年前，连续做了许多次，名目是 “动物的热效应”：
　　1880年，伍德把好几只动物各自放在玻璃盖的箱子中，大热天置于砖造人行道上。箱中有兔子、鸽子和猫。他对一只兔子的观察是典型的例子：在１０９．５(约４０℃) 时兔子开始跳，“暴燥的踢后腿”。接着，兔子痉挛。在１１２(约４５℃)，兔子侧卧，流口水。１２０(约４９℃)时，兔子喘气，虚弱尖叫。不久死去。
　　1881年在《刺血针》(TheLancet)杂志上有一篇报告，说到狗与兔子在温度高达１１３(45℃)时的状况；并说如果送入冷风，可以阻止死亡。这试验的结果，据该文说可以指出“在可能升至极高温度的状况中使温度降低的重要性。”
　　1927年，美国海军医学院的浩尔和魏克费把十只狗关在湿热的密室中以制造中暑状态。
　　一开始，狗焦躁不安、呼吸困难、眼睛肿胀充血、口渴，有些开始痉挛，有些在实验开始不久就死去；那些没有死的则害了严重的腹泻，从箱中出来以后即死。
　　1954年在耶鲁大学的医学院，林诺克斯、西布勒与齐默尔曼把32只小猫置于“幅射热”的密室中。小猫“受到总计49次的热袭……挣扎是常见现象，尤其是温度上升之际。
　　“有9次发生痉挛现象。“反复痉挛是常规。”最多的到达连续30次的痉挛。5只小猫在痉挛时死亡，6只未痉挛即死。其它的则被实验者杀死以做尸体解剖。实验报告说： “对小猫的人为加热之发现跟对人类的临床发现相符。”
　　下面一个实验是在印度的路可诺市K·G·医学院所进行。我之所以把这个例子提出来，是为说明西方的研究和对待动物的态度已经在印度压过了印度人的古来传统：印度的古来传统本来是比“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更尊重人类以外的动物的。1968年，西哈尔、库玛尔和纳特将46只老鼠置于高温下4小时。老鼠变得焦躁不安，呼吸困难，流很多口水。
　　其中一只在实验中途死去，其它的则被实验者所杀，因为“它们反正是无法活下去了。”
　　1969年，罗彻斯特大学的一位资深研究员麦可逊把狗与兔子置于会生热的微波装置之中，直至它们体温达到临界温度１０７(约42℃)甚或更高。他发现微波一开始，狗就开始喘息。大部分的狗都“展现不安以致极度骚乱的现象。”在接近死亡边缘，则出现虚弱和衰竭现象。至于兔子，则“在5分钟内，极力企图逃出牢笼。”兔子们在40分钟之内皆死。麦可逊的结论是：由微波逐渐加热所造成伤害“无异于一般的热所造成者。”
　　197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记载，受美国公共卫生部门资助，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海勒医学研究所内，罗森瑟、夏皮洛和其他一些人将“从流浪狗待领场随便要来的”33只狗置于热控制密室，迫使它们在１１３(45℃)高温下操作踏轮，直到它们“中暑瘫倒或达到原先预定的直肠温度”。结果有25只狗死掉，另有9只被加热到１２２，这次未叫它们操作踏轮，只有两只在24小时以后还活着，而尸体解剖则全都发生内出血。实验者的结论说：本实验的“结果跟以往关于人的文献相符合。”1973年发表的进一步报告说，相同的这几位研究人员用53只狗做包括各种热度与踏轮操作的实验，有6只呕吐，8 只腹泻，4只痉挛，12只肌肉失衡，每一只都大量分泌口水。10只直肠温度达到１１３ 的，“在直肠温度升到最高极限时”有5只死亡，另外5只则于实验结束后30分钟至11个小时死亡。实验者们结论道：“中暑动物的温度越提早降低，复元的机会越大。”
　　1984年，为联邦航空局工作的一些实验人员说“在国内的装运中，动物有时因热而死”；为做实验，他们把10只小猎兔犬置于人造气温之下。狗被关在密室之中，戴了口罩，温度提高至９５(３５℃)，加以很高的湿度。既不准吃，也不准喝，如此关了24 小时。他们观察狗的反应，包括“故意的骚动行为，如抓条板室壁，不断的打转，甩头想把口罩摆脱，在条板地面上搓口罩，并对感应器发出攻击行为。”有些狗死在密室中，而每一只都疲弱虚竭。实验者并提到对“100多只小猎兔犬做了几次后续实验。”
　　军方动物实验的另一个例子，是麻州的纳提克的美国陆军环境医学研究所的胡巴德；他做动物实验已经10年有余，发表了好几篇这方面的论文，诸如“老鼠严重中暑死亡率模型”。许多人都知道，老鼠受热就会吐口水在身上；它们的口水在散热作用上跟人类的汗相似。1982年，胡巴德与另两位同事注意到，如果老鼠不能吐口水，又没有其他液体可用，就会用尿液涂身。所以，1985年，这三位研究人员外加另一位，就把颠茄硷注射到一些老鼠体内，这种药物会阻断汗水与口水分泌；其他的一些老鼠则由手术切除唾液腺。研究人员于是把老鼠置于１０７的密室中，直至它们体温上升到华氏１０８．７℃(约４２．５℃)。研究者们制作图表以比较注射了颠茄硷或切除了唾液腺的老鼠与未经处理的老鼠之间的“涂尿模式”。他们发现“注射颠茄硷的受热老鼠模式”是“检察热病脱水角色一个有指望的工具。”
　　前面引述了自19世纪以降的几个实验，只是我没有足够的篇幅具陈大量文献所提出的报告。这些实验当然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而其发现却似乎只是告诉我们中暑者应当降温——而这却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只要观察人类自然中暑的情况即可。至于说这些研究的结果可以用于人类，却有齐威法克于１９６１年的研究反驳：狗与人在中暑方面反应不同，因此不适于以此作为人类中暑参考。至于注射了颠茄硷的小型毛皮动物遇热时在自己身上喷尿，恐怕更不足以做人类遇热的参考了。
　　在许多其他医药领域也做着类似的动物实验。在纽约市的“保护动物联合行动”办公室中，就储存了层层叠叠的影印档案，取自各种刊物。每一叠档案都很厚重，有些包括50余件实验；档案上分别标了标线，诉说着动物遭受的悲惨故事：“加速”，“侵犯”， “窒息”，“弄瞎”，“烧烤”，“离心运动”，“压缩”，“撞击”，“拥挤”， “减压”，“药物试验”，“神经(机能)病实验”，“冷冻”，“加热”，“出血”， “后退击打”，“禁止行动”，“孤立”，“多重伤害”，“猎杀”，“蛋血质剥夺”， “惩罚”，“辐射”，“饥饿”，“休克”，“脊髓伤害”，“紧张”，“渴”等等。虽然其中有些可以有助于医学知识，但这些知识的价值仍为可疑，而有些实验所取得的知识本可以由别的方式获得。有许多实验显得琐屑或构想不当，而有些在设计之初就没有想要得到重要的有益结果。
　　下面我们提出休克实验为例(不是电击，而是重伤害之后往往随之发生的精神和肉体休克状态)，让我们举一反三地知道其他许多类似的实验都在做着同样的无止无休的反复。早在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员马格纳斯·葛里吉逊就对这一类的文献做过检阅，他发现有800篇已发表过的报告所处理的是休克实验。他把导致休克的方法描述如下：
　　把一个或数个肢体末端用止血带绑住；或用压，或用挤，或用小锤子持续敲打造成肌肉伤害，或用“高明鼓”(译注四)(一种鼓状装置，会滚动；将动物置于其内，鼓滚时，动物连连跌落鼓底以造成伤害)，枪击，绞扼或肠绞，冰冻和燃烧。
　　葛里吉逊也提到，出血是“常用的”方法，而“日渐增多的这类研究在执行时未做让人增加麻烦的麻醉手术。”然而，这些变化多端的实验并不得他欢心，他抱怨道，方法的多变使人“极为困难”去评估各个不同的研究者的成果；他说，“迫不及待”的需要是把手续标准化，以便确定可以造成休克状态。
　　8年以后情况仍未改变。罗森瑟和米利坎写道：“在伤害性休克的动物研究方面，结论不一且往往矛盾。”不过他们仍对“这方面未来的实验”颇有争议……而就评论者们的意见而言，长时间的麻醉最好避免……”他们也建议“须用适当数目的动物，以克服生物变异方面顾虑。”
　　到了1974年，实验人员仍旧在做休克实验“动物模型”，仍旧在作初级实验，以确定何种伤害可以造成令人满意的“标准”休克。在用狗出血以造成休克的实验已经做了几十年之后，最近的研究却显示用狗出血造成的休克和人类的休克情况不一样(够叫人吃惊吧)！罗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注意及此，乃用猪来代替狗做出血休克实验——因为他们以为猪比狗在这方面更像人——以测定流多少血才足以造成休克”。
　　每年用药物来做动物实验的也上千上万。比如，只用古柯硷的就超过500件。对其中 380件的分析，估计费用至少1亿美元，绝大部分出自纳税人口袋。以下是例子之一—— 在由吉拉德·丹诺领导的州南医学中心的一所实验室中，罗猴被锁在椅子上。然后教它们用按钮的方式直接可以取食古柯硷，要取多少就取多少。报告之一说：
　　受试猴一再按钮，即使已因古柯硷而痉挛之后仍然如此。它们这样继续下去，不睡觉。它们吃的量比它们平常多5至6倍，而形销骨立……最后，它们开始自残，终于因滥用古柯硷致死。
　　丹诺博士承认，“猴子获得的大量古柯硷是很少有人买得起的。”
　　包括施用古柯硷在内的动物实验虽然高达500余件，却只是使动物产生药瘾的许多实验之一小部分。在本书的第一版，我曾述及类似的毒瘾实验，用的是吗啡和安非他命。以下是比较近期的几个例子。
　　在肯塔基大学，小猎兔犬先被施以Valium和与此类似的镇定剂Lorazepam，等它们上瘾之后截断供应，以观察症候；这种情况每两个星期反复一次。断药症候有抽搐、痉挛、全身颤栗、奔跑、迅速丧失体重、恐惧与抖缩。在Valium断药以后40小时，“9只狗里有 7只发生多次阵挛……有两只反复发生全身性的阵挛。”有两只死于痉挛发作之际，另两只死在急速丧失体重之后。Lorazepam断药的症候相似，唯没有发生痉挛性的死亡。实验者们回顾了1931年的实验，那时曾以兔子、老鼠、狗和猿猴类断除巴比妥酸盐和镇定剂以观症候。
　　克利夫兰州大学的葛瑞利和戈文斯回顾了动物实验的历史，认为好几种动物——包括狗、猴子和老鼠——“单单施以鸦片剂之后，就可以产生断药效果。”接着，他们又有一种假设，即吗啡断药后，会对痛楚特别敏感。为了试验，他们把老鼠施以训练，过程平均是6387次电击试测。每一次试测，老鼠都必须对电击做出反应，给老鼠注射吗啡， 1、2、3、7天以后电击；实验人员注意到，注射吗啡第二天，老鼠对电击的敏感度就会升高。
　　以下是一种更古怪的药物研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纳德·西格尔把两只大象锁在牲口棚中，母象用来做测距试验，以“确定LSD迷幻药的用法与剂量”。他们用口服剂或注射枪的方式对母象施以迷幻药。此后两个月，他们让两只象天天服用迷幻药，以观察其行为。高剂量会使母象侧倒、发抖、呼吸困难，为时1个钟头。高剂量使公象变得有攻击性，袭击西格尔，而西格尔则形容公象反复的攻击行为为“不得当”。
　　在介绍这狞恶的药物实验告一段落之际，我要提一件插曲，总算是尚有一点快乐的结局——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把大量巴比妥酸盐装在管子里，以手术方式送入猫的胃里。之后，突然中断巴比妥盐的供应。以下是断药症状的描述：
　　有些猫无法忍受……最严重的断药反应是四肢瘫软在地，全身抽搐。几乎全部在连续抽搐之间或之后死去……其他症状是快速而困难的呼吸……在最虚弱的时候体温降低，尤其是连续抽搐和临死之前。
　　这些实验始于1975年。在这之前数年，巴比妥酸盐滥用的情况十分严重，但在1975 年以后，巴比妥酸盐的使用已经严受管制，因此滥用大减。然而康乃尔大学的动物实验却仍继续了14年。到了1987年，以宾州为基地的动物权利组织“全物种联盟”(Trans-S peciesUnlimited)收集了所有能够到手的这方面实验资料，开始了终止它们的运动。整整4个月的时间，关怀人士包围用猫做巴比妥酸盐实验的实验室，并写信给基金会、报纸、大学和立法委员，康乃尔大学和从事该项实验的冈本美智子在做了长期的保卫战以后，于1988年年尾终于写信给提供资金的“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说，他们愿意辞谢原本供以后3年实验之用的53万美元研究费。 为何大众无动于衷？
　　怎么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呢？那些本不是虐待狂的人怎么可能在上班时间逼迫猴子郁丧，把狗热死或把猫弄到嗜成瘾——而下了班，他们又脱下他们的白领，洗手回家，跟家人晚餐？纳税人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出的钱来支持这类实验？对不论何等遥远之处的不公平、种族歧视和压迫都奋起抗议的学生们又为什么能够对他们校园内持续在进行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答案在于我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动物歧视论。如果某种残酷之事施于人类，不论是何样的人类，我们都绝不能容忍，但若施于其他动物我们往往就又无动于衷。物种歧视使研究人员把人以外的动物视为配备，不是活生生的、会痛苦的生命，而是实验用品。事实上，在公立基金会的基金申请表上，就把动物列为“供应品”，位置在试管的记录器之旁。
　　物种歧视是研究人员与大众共具的观念，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促成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般人对科学家的尊敬。虽然原子弹和环境污染已使我们明白科学与技术对人类的好处并不如开始时的期待，大多数人对白领人士和拿了哲学博士学位的人还是敬畏有加。哈佛心理学家就曾做过一项著名的实验，证明了一般人多么听命于白领的研究人员：白领研究人员以一个人作为受试者，对观众说，因为他答错了问题，因此要观众对受试者施以电击。观众便听命(当然，电路没有接通)电击受试者，而即使在受试者装作极为痛苦时，观众仍继续执行电击。这些人在对人造成痛苦的情况之下都还继续听命于白领阶级，那么叫学生放弃他们原有的犹豫，听命于教授而对动物施刑当然是更为容易了。爱丽丝·汉姆管这种现象叫做对学生的“观念灌输”，这是一种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始于中小学生物课的青蛙解剖。当医学系、心理学系或兽医系的学生进入大学，发现他们立志学习的科系必须以动物做实验，尤其又是标准课程的一部分时，想叫他们拒绝便变得十分困难。那些拒绝做此类实验的学生会发现他们课业不及格，因而被迫转系。
　　大学毕业，学生顺从潮流的压力也未必减低。如果他们进研究所，而所学范围还得用动物实验，则他们就得为哲学博士学位而设计自己的实验，写出论文。很自然的，当学生如此，如果将来当了教授也将依然如此，并将以同样的方式训练学生。
　　罗杰·乌瑞契的自白是一个动人的例子。他原先是一个动物实验者，后来挣脱了制约而承认自己对许多动物做了许多年的“折磨”。1977年，《监听》(Monitor)杂志(美国心理学协会出版)刊载一篇文章，提到乌瑞契做的动物侵犯实验在美国国会小组委员会被列为非人道研究的例子。出乎批评他的反活体解剖者与《监听》杂志编辑的预料，乌瑞契竟回信说，他受到批评言论的“激励”，并坦言道：
　　我的研究工作一开始是为了想要了解和解决人类的侵犯问题，但后来我发现我做的成果似乎并不能让我的工作名正言顺继续下去。我反而开始怀疑支持我继续做下去理由是不是经济报酬、专业声望和旅行的机会等等，并怀疑我们的科学界(由行政和立法部门所支持)是不是人类侵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前面提过的唐·柏恩斯，他原先为美国空军用辐射线照射训练过猴子，后来却在想法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柏恩斯形容乌瑞契的情况为“被制约的道德瞎子”。换句话说，这样的人就像老鼠一样，被制约去按一个按钮便可得到食物，人也被专业报酬制约，而忽视了用动物做实验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柏恩斯说：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称之为“被制约的道德瞎子”。我整个的生涯就在用动物求取报酬，把它们当做人类改善或取乐的资源……在我16年的实验室生涯中，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会，从没有人提起过用动物做实验道不道德，直到我在活体解剖工作的退潮期把这问题提出来……
　　遭受制约而变成道德瞎子的还不止是实验人员；研究机构在回答批评的时候有时也说它们雇来的照顾动物的都是兽医。这样的说法似在保证动物不会遭受虐待，因为一般人都相信兽医是会照顾动物的，从不会让它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可惜实情并非如此。无疑许多人之选择兽医这一行是因为他们关心动物，但关心动物的人经过兽医的训练过程，却难以不对动物的苦痛变得迟钝。那些最在乎动物的人恐怕难以念完兽医系的课程。一个曾经进过兽医系的学生曾这样写信给一个动物福利机构：
　　我一生的梦想与志向就是做一个兽医，然而在州立大学的兽医预科学校我受到严重的挫折，梦想与志向遂烟消云散。我的教师们是无情的，他们认为先利用动物做实验，然后终止它们的性命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我发现依照我的道德法则，这种事已令我无法接受到恶心的程度，跟这些丧心病狂的活体解剖者几次冲突之后，我痛苦决定改变我的志向。
　　1966年，当立法保护实验用动物的运动在推动之际，美国兽医协会在国会作证说，该协会虽然赞成立法禁止窃盗宠物以贩卖给实验室，却反对研究机构须有执照并遵行规约，以免干扰研究。兽医的基本态度，如“美国兽医协会期刊”的一篇文章所说，“兽医行业的存在理由是为全体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为了较低等的动物。”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物种歧视的精微意涵，就不会再吃惊于原来兽医正是本章所述的种种残暴动物实验的执行者之一。请回顾一下本章的描述就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猿类平衡台实验，包括神经毒气索门的施用。有关这项实验的那篇报告写道：“动物们的日常照顾是由美国空军太空医学院兽医科提供。”
　　全美各处，兽医都在“照顾”那些无必要滥用的动物。难道这就是兽医的职责？(不过，兽医还有一些新希望：因为新的兽医组织成立了，其目的是在支持那些对人类以外的动物有道德关怀的学生与兽医)。
　　当某种动物实验已经变成模式后，它就会自行强化，要想把它打破殊为困难。跟动物实验密切相关的不仅是论文的出版与职位的升迁，而且包括经济回馈与基金的申请。研究基金管理人员如果以前支持过动物实验，则用动物做某一新实验就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如果某个新的实验不用动物，则在他们看来就比较不熟悉，因而比较不那么易于给予支持。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学院以外的人比较不易了解那些受学院赞助的研究者所持的理由。学者和研究人员原来或许真是立志要解决某些最重要的问题，不想让其他的因素来干扰他们的研究。无疑，有一些人到现在还是由这种意志所推动。然而，学院中的研究却也经常陷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大题目老早就被人研究又研究了，那些题目不是已经解决就是太难解决。因此，研究人员便转向少人耕耘的区域，在那里，不论发现什么都是新的——尽管跟主要问题相去甚远也罢。常见的是，实验者们承认类似的实验已经做过了许多次，只不过尚未做过这个或那个小的变化；而科学报告最为常见的尾语是： “进一步的研究在所必须。”
　　当我们看到造成痛苦的动物实验竟似没有任何重要的结果，我们通常会想，一定还有我们了解之外的用意——科学家们一定有更好的理由去做他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实验。当我描述这一类的实验，或直接引用研究人员出版的报告时，最常见的反应是迷惑与怀疑。然而，当我们更深入探讨时，却会发现原先在表面上看来鸡毛蒜皮之事真的是鸡毛蒜皮。实验人员在私下也常常这般承认。本章开始提过的哈洛，有12年时间主编《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心理期刊》，这本期刊几乎比任何刊物报导的痛苦动物实验都多。在他任编辑即将结束之际，在一段半幽默的告别词中，他回顾了2500篇要求发表的论文，说道： “大部分实验是不值得做的，而其所得资料不值得刊登。”
　　我们无需为此吃惊。研究人员，即使是心理学、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也是人，因此必然像其他的人一样会被同样的事物所影响。他们同样期望自己事业有成，职位升迁和名望上升，著作被同行阅读和讨论。在适当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地位升迁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不论在哲学、史学、心理学或医学的领域中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并无任何可批评之处。但哲学与史学的论文顶多不过浪费了纸张，让同行倦烦而已；那些以动物做实验所写的报告却会造成动物的严重伤害与痛苦。因此，这些人的工作必须受制于严格的规定。 科学家拒绝让公众监督
　　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推动生物科学研究的政府机构便是动物实验的主要支持者。事实上，本章所提到的种种实验，大部分便是由公共基金取自税捐而支持的。政府机构订立了研究目标，但它们出钱所支持的许多研究却跟其目标有极为遥远的关系。我在前面所提的这实验分别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酒精药物滥用精神健康管理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国防部、国立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与太空总署等单位资助的。我们不大能懂得美国陆军为什么要花钱去赞助加了热的、吃了药的老鼠如何把尿涂在身上，也不了解美国公共卫生单位为什么愿意出钱让大象服用迷幻药。
　　由于这些实验是由政府单位出钱资助，所以几乎不用说，这些由科学家做的实验是没有法律禁止的。
　　在美国，法律不准一般人打狗致死，但科学家做同样的事却又可以无罪，并且没有人去检查科学家打狗致死会不会比一般人打狗致死对任何人或任何动物有好处。科学家之所以能够逍遥法外是因为科学的名望与特权，并因种种利益集团的撑腰——包括繁殖动物卖给实验室的集团。
　　克里夫兰大都会总医院的劳伯特·怀特是一个猴头移植实验人员，他把猴子的头切下来，放在液体中，使猴子的头仍可以活着。他是把实验室动物视为“研究工具”的典范。事实上，他亲自说过，他切掉猴头的工作目的是为对脑部研究“提供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工具”。听他说这个话的记者发现他的实验室“呈现这位科学家阴冷的临床世界的气氛，在那里，动物除了为当下做实验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在怀特看来，“把动物包括在我们道德体系之内，在哲学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在实行上根本不可能。”换句话说，怀特不认为他自己对动物所做所为有任何道德可以约束。因此无怪另一位记者访问他时发现他“对于不论是来自管理部门的还是担保人的规定都感到恼怒。他说：‘我是精英分子。’他相信学者只有同侪才有置喙的余地。”
　　另一个积极反对政府规定的是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大卫·巴铁摩尔。在最近对全国性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演讲中，他提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花了“冗长的时间”来为反研究规范而战。他反对研究规范的意见在数年前的一次电视节目中就已呈现清楚。那一次节目出场的是哈佛哲学家诺齐克(RovertNozick)和几位科学家。诺齐克问科学家们，一个实验如果要杀死千百只动物，则科学家们会不会认为因此不用去做这实验。科学家之一答道：“我没听说过。”诺齐克追问道：“动物本身全不在考虑之内吗？”一个科学家反问道：“为什么要把它们考虑在内？”这时巴铁摩尔插嘴进来，说他不认为以动物做实验有任何道德问题。
　　像怀特和巴铁摩尔这样的人可能是很杰出的科学家，但他们在有关动物的言谈上显示出他们是哲学上的文盲。就我所知，现在的专业哲学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把动物包括在我们的道德体系里是“没有意义的”或“不可能的”；也没有任何专业哲学家的文章认为用动物做实验不会产生道德问题。在哲学上做这种陈述，正类似于说地球是平的一样。
　　美国的科学家特别不肯让大众监督他们的动物实验。保护动物在被实验时免于痛苦的规定于他们无效。在美国，唯一涉及这件事的联邦法律是“动物福利法”。该法订定标准，规范动物如何运输、居住、当做宠物交易，展示或作为研究之用。然而，在实际的实验方面，该法却等于允许研究人员为所欲为。这是有意的。美国国会委员会在该法通过时所提的理由是：
　　在这方面提供对研究者之保护，使其在实际研究或试验时免受有关动物的任何规定所限制。……委员会无意在研究或实验方面做任何干扰。
　　动物福利法中有一项规定，要求该法管辖之内的私人企业和其他机构，如果用动物做实验而引起动物痛苦，却又不能为之施以镇痛药剂，则必须填写报告，说明这是为了达成研究目标所不得不然。此规定并未对政府研究机关或许多小型企业做同样要求。再者，该规定并未评估这些“目标”是否有其必要性，足以让它们名正言顺地使动物受苦。因此，该项规定只不过增加了实验人员的纸上作业，徒增抱怨而已。实验人员既然要用连续的电击造成狗的无助感，当然不能把狗事先麻醉；他们也不可能一方面用药物让猴子快乐又一方面企图造成它们沮丧。因此，实验人员当然事实如是地说，如果给动物施以镇痛剂，便不可能得到实验结果，也就像根本没有这项法规一样继续做他们的实验。
　　所以，无怪对猴子施以索门神经毒气的猿类平衡台实验报告具有如下的序文：
　　本研究所使用的动物，在取得、维护与使用时，符合动物福利法与“实验动物资源 ——国家研究会议”所颁布之“实验动物之照顾与使用指南”。
　　事实上，许多动物实验文件都附有同样的声明，例如布鲁克斯空军基地猿类平衡台训练手册，武装部队放射生物学研究所“猿类活动轮”实验报告，以及我引述过的许多美国近期刊物。这种声明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动物受的痛苦是多少，也没有告诉我们动物为之受苦的目的是何等无关紧要，却让我们知道了“动物福利法”和国立研究会议的实验用动物资源研究所所颁布的“实验用动物之照顾与使用指南”的份量。 美国：还是个野蛮国家
　　跟许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动物法规的缺乏效率就显得更为突出。例如英国，如果没有获得国内事务国务大臣的批准证书，就不能从事动物实验；而1986年的动物(科学程序)法则明文规定，在是否发给实验计划之批准证明书时，“国务大臣应在动物所受不利之影响与由此所可能获取之益处间做衡量。”在澳大利亚，由具领导性的公立科学团体 (地位跟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所相同)所研议出来的“实行法”，要求任何动物实验都必须获得某一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的赞同始可。这一类的委员会必须有委员是关怀动物福利，而又受雇于该动物实验之机构的人；该委员会还必须有委员独立于任何动物实验之外。该委员会必须提供详尽的原则与条件，包括如何衡量一项实验的科学或教育价值以及由此实验对动物福利产生的潜在影响。再者，如果实验“可能造成的痛苦是医学或兽医通常会用麻醉药的”，则就必须用麻醉药。澳大利亚的“实行法”适用于所有须获政府允许的研究人员，并且此法涵盖维多利亚、新南威尔斯与南澳大利亚的所有实验人员。瑞典也要求实验人员要获得委员会的同意，而委员会则须包括实验界以外的人。美国国会科技评估局在审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丹麦、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的法律后，于1986年宣布：
　　为这项评估所审读的各国法律，大部分都比美国的法律对实验用动物更具有保护性。此外，动物福利鼓吹者也在运用可观的压力促成更强化的法律，而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瑞士、西德和英国正在考虑做重大改变。
　　事实上，在美国这项宣布以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通过了更强化的法律。
　　我希望这项比较不致被误解。这项比较不是在说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动物实验都没有问题，其实问题还很大。在那些国家，潜含的益处与对动物造成的伤害之间的“平衡”，是以对动物的物种歧视态度出发的，因此使得对动物的关怀不可能跟对人类益处的关怀站在平等的立场。我之所以把美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只是为了显示，不仅在动物解放者的眼中美国的标准太低，而且在其他发达国家的科学团体的眼中也是太低。让美国的科学家同仁的眼光来看看自己是颇具疗效的。我在欧洲与大洋洲所参加的一些医学与科学会议中，常为一些科学家对我说的话而感到汗颜。他们说，我对动物实验方面的看法，他们并不完全同意，不过……他们接着会用吓坏了的声音说他们到美国来旅行时所看到的一些事情。无怪在声誉不错的“新科学家”杂志中一位作者最近谈到美国时，说“这个国家，就以其对保护动物的法律来说，还是一个野蛮国家。”美国曾在立法排除对人的奴役方面落后于其他文明国家，而现在又在立法约束对动物奴役的残暴行为方面落后于其他文明国家。
　　1985年对美国动物福利法的小幅修订改善了犬类的训练规章和猿类的居住条件，但对于动物实验的控制却完全不得其要。该法修订版规定设立常设动物委员会，但动物实验者的免受干扰仍然未变；所以，该委员会对动物实验无权过问，形同虚设。
　　不论怎么说，动物福利法虽然通过已20余年，其执行却几近于无。农业部长就从没有把动物福利法的规章沿用到老鼠、鸟类和作为研究用的畜牧动物身上。原因可以假定是农业部从来就没有足够的检查员去检查猫、狗和猴子这类的动物，更不用说鸟类、老鼠和农场动物了。正如科技评估局所说：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动物福利法“主要使命在防止或减轻实验用动物的痛苦；但基金和人事一向就无法符合这些人的期望。”科技评估局检查了112个动物实验场所，发现39%连向负责监察任务的农业部分支机构登记都不曾。更有甚者该局报告说，真正未做登记的可能比此更多，因之，未受监督、未受控制的动物实验相对的也就更多。美国的动物实验规范现在可以说是闹剧连篇：表面上这项法规适用于所有的实验用温血动物，但用科技评估局的话说，其有效性却“可能对很高百分比的实验用动物不生作用。”该局接着说，许多物种被排除在该法的保护之外，“显得是对国会意志的一种挫折，也显得是超越了农业部的法定权威。”在一向谨慎的评估局来说，这样的话算说得很重了，然而，3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改变。不错，1988年，美国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专案小组的一篇报告，确曾提议使该法规有效性遍及所有的温血动物，但却遭到回绝，而回绝未附任何理由。这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家们在改善其所使用的动物方面所持的反对力量。
　　所以，闹剧还没有要谢幕的迹象。问题是这闹剧一点也不逗趣。毫无任何理由让我们认为老鼠比天竺鼠、食鼠、兔子或许多其他别的动物更对痛苦不够敏感，或在运送与居住方面更不需要最起码的标准。 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
　　本章到现在为止所记述的动物实验都只是摘录或概述实验人员自己发表的报告。因此，这些证据不能说是夸张。然而，实验人员在做实验的现场是没有人做适当观察或检查的，因此实际的情况往往会比公布过的报告更糟。1984年宾州大学的汤玛斯·金纳瑞利动物实验案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实例。该实验的目的是要造成猴子的头部伤害，然后检查对脑的伤害情况。依照官方许可证件的规定，猴子遭受头部伤害时须先麻醉。因此，该实验似乎不会造成痛苦。
　　但名叫“动物解放战线”组织的会员却获取了不同的信息。他们也得知金纳瑞利将自己的实验拍成了录像带。他们破门而入实验室，窃取了录像带。把带子播放时，他们看到意识清楚的、未经麻醉的狒狒在头部接受伤害以前因被捆绑而挣扎。他们也看到在对动物暴露于外的脑子做手术时动物的痛缩扭动，显然是麻醉药失效之后的情况。他们也听到实验人员对害怕与受苦的动物的嘲笑之声。这些录像带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致— —在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人道对待动物协会”与上百上千的动保人士1年的艰辛努力之后 ——“健康与人道机构”的秘书长下令停止了金纳瑞利的基金。自此以后，其他一些例子也曝光，通常都是由原先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以离职为代价而做的告发。例如，莱斯丽 ·范恩原是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吉利试验所的动物照料师，她辞职，并将她在实验室内部拍摄的相片交给动物解放阵营。相片显示，吉利厂为了其“伴写钢笔”而生产的粉色与棕色墨水在以有意识的兔子的眼睛做实验。墨水极有刺激性，以致某些兔子眼睛出血。我们可以猜想，这样虐待动物的实验所不在少数，只是很少有人敢有勇气揭发。
　　什么情况之下动物实验才于理可行？有些人在得知许多动物实验的实情之后，会断然说，所有的动物实验都应立即禁止。但如果我们的要求如此绝对，则实验人员会提出现成的回答：
　　“如果用一只动物做一次实验可以挽救数千人的性命。我们宁可不予挽救也不做此实验吗？
　　“当然，这样的问题纯粹是假设性的。从来没有过，以后也绝不可能会有一次实验挽救数千人性命的事。对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回答之道是提出另一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唯一能够挽救千人性命的办法是用一个不满6个月的人类孤儿做实验，实验人员是否准备去作？”
　　如果实验人员不准备用人类孤儿去作，则他们毫不犹豫地用非人类的动物就显示了动物歧视的偏见，因为成年的猿猴、狗、猫、老鼠和其他动物比人类婴儿更能觉察自己的遭遇，更能指挥自己。因此，以我们目前的了解来说，其对痛苦的敏感至少也像人类婴儿一样。(我特别限定这人类婴儿为孤儿，以避开父母亲的复杂情感。做此限定，对那些捍卫动物实验的人来说是过分慷慨的；因为用做实验的哺乳类动物通常都是幼年就被迫与母亲分离，而这对母亲与幼儿都是痛苦的事。)以我们目前所知，人类婴儿并不比成年的非人类动物有更高层次的精神特征——除非我们把婴儿的潜能视为特征，而以此反对把他们用来实验。是否要把潜在发展列入考虑是有争议性的，因为，如果列入考虑则胚胎的潜在发展也必须列入考虑，因此堕胎就必须反对。然而，为了避免复杂化，我们可以把原来的问题略做改变，假设那孤婴是一个脑部已受不可挽回之严重伤害的人，因此他的心智发展永不可能超出6个月大的婴儿。不幸的是，这样的人类却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关在特殊的监牢中，其中有些早已被父母和其他亲人放弃，也可悲的是可能没有任何人爱。除了心智的缺陷外，这些婴儿的生理解剖和正常人类可以说几近完全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强迫他们吃下大量的地板腊，或把化妆品浓缩，滴入他们的眼睛，不是比用其他动物做此实验更能获得适用于人的结果吗？如果用严重脑伤害的人类孤儿来做五成致死率试验、德莱塞眼部试验、辐射实验、中暑实验和本章所提的许多实验，不是比用狗或兔子更能让我们知道人的反应是如何吗？所以，当实验人员声称他们的实验是如此重要以致名正言顺可用动物时，我们便可问：他们准不准备用脑部受伤、心智能力与动物同等的人类？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当真会建议用脑部受伤的人类来做本章所提过的实验。有时我们会得悉医学以人做实验却未获被实验者的同意。例子之一是使精神病院中的智障儿感染肝炎。像这类有伤害性的实验用人类进行时，只要被人获知，就会引起对实验人员的挞伐，而且理当如此。做研究工作的人却常有一种傲慢，认为为增加知识，做什么都理所当然。但假若实验者认为其实验那么重要，以致理直气壮地可以让动物受苦，则为什么又不可以让智力与动物相同的人类受苦呢？两者的分别究竟何在？只因一方是我们自己物种的一分子而另一方不是？但若诉诸这种分别，正显示了物种的歧视，其正当性和人类范围内的种族歧视或任何其他的歧视同样可疑。
　　把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相提并论，不论在实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说得通。公然的物种歧视导致其他物种的痛苦实验，其借口是我们自己物种可以获得知识甚或有用。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将近两百名医生——有些是全球知名的——参与了对犹太、俄国与波兰囚禁者的实验。
　　另有上千的其他医生知道这些实验，其中有些还被他们当做医学院的教材。然而，记录却显示，医生们不但从头坐到尾，听取另一些医生报告对那些“较低人种”做了何等恐怖的伤害，而且还讨论由此而获得的医学知识，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这些实验提出任何一点点抗议。这跟我们今日对动物的实验相像得惊人。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把受试体冰冻、加热、或放在减压舱中；那时候和现在一样，这些事情都用无情的科学术语来做报告。以下是一个纳粹科学家把一个人放在减压舱中的实验报告之一段落：
　　5分钟后，痉挛出现；约6至10分钟后，呼吸频率增加，TP(testperson，受试者) 失去意识。11到13分钟，呼吸减至每分钟3次吸气，唯在此期末尾才完全停止……呼吸停止后约半小时，尸体解剖开始。
　　纳粹战败，减压舱实验却未终止，只不过转向了非人类动物。例如在英格兰的新堡大学，科学家们便用猪，在9个月的时期中，猪遭减压实验81次；所有被实验的猪都得了减压症，有些因此死掉。这个例子正证实了伟大的犹太裔作家以撒·辛格的话：“就人类对其他动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
　　实验者用“非我族人”来做实验，是常常上演的故事，只是牺牲者有不同的身分。 20世纪美国最恶名昭彰的实验是以人做梅毒实验。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克奇医生故意对梅毒病患者不予治疗，以便可以观察病情的自然发展。这是在盘尼西林已经发明很久并证明可对梅毒有效治疗以后。当然，这项实验的牺牲者是黑人。过去10年。国际上以人做实验品，最大的恶例则可能是1987年被人揭发的纽西兰案件。奥克兰一家居于领导地位的医院中，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决定对已有癌症早期症状的一些病人不做治疗，因为他有一种非正统的理论，认为这种形式的癌症不会蔓延，他想证明。但他并没有告诉患者他们是他的实验品，他的理论错了，他的病人有27个死亡。这一次，牺牲者是妇女。
　　当这类事件揭发出来，众人的关怀要胜过对纳粹事件。我们不再准备容忍对其他人类的作贱；但是，仍旧有许多有情有知的生命是我们根本不关怀的。
　　我们仍旧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情况下用动物做实验名正言顺？回答说：“任何情况都不行！”并没有用。这种非黑即白的道德用词固然叫人心动，却不能应付特殊情况；因为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绝对的回答不管用。施刑人类几乎永远都是错的；但不绝对都错。比如，如果有人把原子弹放在纽约某处的地下室，并用定时器定了1个钟头内会爆炸，此时，假若唯一的办法就是对置放者施刑，叫他供出地点，则施刑就名正言顺。同理，如果一项单一的动物实验可以找出治疗白血症之类的疾病之方，则该实验就有正当性。但在真实的生活中，有益的效果往往都是遥远的，更往往是不存在的。这样，我们如何决定某一种实验是否正当？
　　我们已经说过，实验人员显示着物种偏见。他们用非人类动物作实验，却不肯用人类——即使是脑部受伤的人类——因为他们认为用人类作实验没有正当性，这一原则使我们的问题见到一个指南：种族偏见是不对的；动物偏见就对吗？如果物种偏见也不对，则一项实验除非以脑部受伤的人类做实验是正当的，则用动物做实验便不正当。
　　绝对的原则是没有的。我不认为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对脑部受伤的人类做实验。如果一项实验只牺牲一只动物的性命而此实验又真正可以挽救数人的性命，而且这些人的性命又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挽救，则做该项实验就是正当的。但这种情况是极为稀少的，本章所提的实验没有一种合乎这个标准。不错，任何的分界线都有灰色区域，在此区域难以决定谁是谁非。但我们现在无需为此裹足不前。我们现在的实情是，有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在受着极大的痛苦，而其目的，只要我们不用偏见的眼光来看，便明白是不足以使此巨大的痛苦有正当性的。只有在我们终止所有这些实验后，才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那些自称为救人或为防止更大的痛苦所必须的实验。
　　在美国，前述的这些实验既然没有法律加以控制，则最起码的一步是成立道德委员会，并要求以动物做实验必须首先获得此类团体的赞同。这类团体须包括动物福利方面的代表，并获授权，可以在权衡实验所可能得到的益处与动物真正受到的伤害后，拒绝同意某些实验。我们已经说过，像澳大利亚与瑞典等国家已经有了这样的体制，而他们的科学团体也认为是公平合理的。
　　以本书所提的道德论证来说，这样的体制尚离理想太远。这样的委员会的委员，观点其实各有差异，但那些接受邀请充任动物实验道德委员会委员的人，大多是该运动内比较不激烈的分子。他们可能不会认为非人类动物与人类在利益的考虑上应该平等。即使他们认为平等，碰到审核动物实验的申请案时也会发现这种观点不能实用，因为他们无法说服其他委员，使他们也援用此一原则。因此，他们可能坚持比较折衷的办法，要求痛苦尽量减少，而益处尽量增大，以使实验的重要性得以去平衡无法全然消除的痛苦。今日的动物实验道德委员会，几乎无法避免地会采用这种物种歧视态度，较轻视动物的痛苦，而较重视人类的益处。尽管如此，这样的委员会与这样的要求仍可把现在允许的实验痛苦消除许多，或减少许多。
　　在一个根本上物种歧视的社会，道德委员会的这类难题是没有迅速解决之道的。由于这个原因，有些动物解放运动者便不与这样的委员会打交道，他们转而要求立即而完全地消除所有的动物实验。过去150年来，这样的要求由反活动解剖行动提示过许多次，却没有在任何国家赢得大多数投票者的同意。同时，实验用动物的痛苦却持续在增加。直至本章稍早所提最近获得的突破。这样的突破是由不采取“全有或全无”的态度的一些人所达成的，因为他们发现“全有或全无”态度在对关怀动物的实效上是“全无”。
　　要求立即终止所有的动物实验之所以不能说服民众，原因之一是实验人员回答道，如果接受要求，则使人致死的许多疾病就不可能发现救治之方。在像美国这样实验人员事实上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把事情向前推进一步的办法是追问这些为动物实验辩护的人，他们愿不愿意接受道德委员会的检验——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委员包括动物福利代表，有权衡量动物所受的痛苦和人类可能获得的益处之均衡性。如果实验人员不愿意接受检验，则证明为治疗重要疾病而做实验就是骗人的借口，其目的只不过在让实验者对动物为所欲为。因为，道德委员会的成员一定和实验人员一样急着希望治愈人类的疾病，那又为什么不可信赖他们的评审呢？
　　实验人员如果愿意接受评审，则应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声明，要求成立这类的道德委员会。 动物利益与人类利益
　　设若我们能比那些比较开明的国家走得更远，而改革更彻底；设若我们可以达到一个阶段，使我们对动物利益的考虑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平等——则我们今日所知庞大动物实验工业就会终止。全球各地，关动物的笼子都会空掉，而动物实验所的门将被关起。这会怎么样呢？医学研究会因而终止，而一大堆未经试用的产品会涌入市场吗？不可能。如前所说，新产品会减少，但我们照样可以过活，而新产品都是用已经证明无害的物质做成。因此，我们的损失不大。如果有真正必须的产品需要试验，或有其他研究需做，则不用动物而改用其他方式是可以做到的。
　　在本书第一版我曾说：“科学家们不去寻找替代办法，是因为他们对他们所利用的动物关怀不够。”接着我预言：“由于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如此之少，而已有些微成绩，因此，如果真正努力起来，进展必然大增。”过去10年，两段话都证明是对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以其他方法替代动物来做产品试验的努力上大增——但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们突然对动物更加关怀起来，而是由于动物解放人士的奋力抗争结果。其他方面的动物实验也可以发生同样的变化。
　　上千上万的动物被迫成年累月地吸入烟草气，但肺癌与吸烟的关系之证明却仍是以人类的临床观察为资料。美国政府不断地在癌症研究上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却同时又支持烟草业的营运。研究费有许多用于动物实验，但其中许多是跟癌症的治疗没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有些实验人员把他们的研究工作换上“癌症研究”的标签，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而同时，我们在大部分癌症的抗争上却陆续失守。1988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显示，即使把人口老化的原因考虑在内，过去30年来癌症的总比率也是每年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根据最近的报告，美国年轻人的肺癌比率有下降趋势；这是一片上升趋势中唯一相反的迹象，因为肺癌比其他癌症的致死率都高。然而，若说肺癌比率降低了，那也不是由于治疗方面的改善，而是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白种男人，烟抽得少了一些。肺癌的存活率几乎没有变。我们知道，所有的肺癌，有80%—85%是起于抽烟。我们很有理由这样问：我们既然知道消灭烟草可以把肺癌完全扫除，却仍强迫千万万只动物去吸烟草气，以便让它们得肺癌，这是正当的吗？如果人类明明知道吸烟会有得癌的危险却仍决定吸烟，有权让动物为此去受苦吗？
　　肺癌的治愈率和癌症总和的治愈率同样可怜。虽然某几种特定的癌症治愈率有进步，但自从1974年到现在，被检查出罹患癌症的人，存活5年以上者人数上升不及1%。
　　所以，预防仍是更可靠的办法——尤其是教育民众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现在承认，动物实验实际上往往妨碍了我们对人类疾病及其治疗的了解。
　　例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国立环境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最近便提出警告，说动物实验可能会使我们失察于某些会使人致癌的化学物品。砷似乎使人有致癌的危险，但在实验室对动物却无此效果。1985年，美国颇具声望的华特·李德陆军研究所以动物发展出疟疾疫苗，但用在人身上却证明大多无效，而由哥伦比亚的科学家以志愿人士所发展出来的疟疾疫苗则证明有效得多。现在，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常在谈为爱滋病找救药的重要性，但最早把爱滋病病毒HIV分离出来的美国人劳伯·伽罗却说，法国研究员丹尼尔·扎格瑞所发展出来的可能疫苗，证明在人体内激发病毒抗体比在动物体中更有效，他接着说：“用黑猩猩所得的结果并不令人兴奋……或许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以人作试验。”
　　有意思的是爱滋病患者支持这种呼声：同性恋活跃分子拉里·克拉玛说：“让我们做你的天竺鼠吧！”这种呼声无疑是有其深意的。如果直接以志愿人士做实验，救治之方一定更快取得；而由于爱滋病的特性以及同性恋团体分子之间的紧密关系，志愿人士应不致短缺。当然，必须小心从事，让志愿人士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受任何压力与欺骗。但真心同意接受实验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既然会死于这种必死之症，又何须用那种通常不会发展为爱滋症的动物去做实验以求救治之方呢？
　　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爱说，动物实验对我们的寿命大有帮助。例如，在修改英国动物实验法的辩论期中，英国药剂产业协会就在“导引”上做了整版广告，标题为“他们说人生40才开始。但不久前，这却是人生的结束。”广告接着说，现在人如果40而死，被认为是悲剧，但在19世纪，参加40多岁的人的丧礼却司空见惯，因为那时人的寿命平均约4──
　　广告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够有望活到70，主要得感谢以动物作的实验。”
　　这种话根本就是谎言。它是如此赤裸裸地误导读者，以至社区医疗专家大威·圣乔治医生写信给《刺血针》杂志说，“这则广告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为它在解释统计资料上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他也提及汤玛斯·麦可望于1976年出版的“医药的角色” (ThomasMcKeownsTheRoleofMedicine)，该书甚有影响力，引发了一场争论。在19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死亡率的改善方面究竟是社会与环境的改变贡献大，还是医药贡献大；麦可望说：
　　争论有了决议，现在众人接受医药对人类死亡率改善只有边际效用，而且也只有在非常晚近的阶段，即当死亡率业已明显大幅降低之后。
　　J·B与麦肯莱在研究美国十大传染病的降低情况之后，也得到类似结论。他们的研究显示，除了小儿麻痹症以外，每一种传染病都是在新的药剂出现之前就已大幅降低(原因可能是食品与卫生的改善)。1910至1984年，美国人口死亡率约降低40%，对此，他们 “保守”的估计，十大传染病死亡率的降低，略有３．５％可以解释为是医药的贡献。
　　事实上，由于医药声称在这些疾病上最为成功，因此，估计在美国人传染病死亡率下降方面，医药的贡献以３．５％为上限应是合理的。
　　请记得，３．％是所有的医药贡献。而动物实验则在这３．５％中可能只占一点点。
　　无疑，如果对实验用动物的遭遇真正关怀，某些科学实验就必会受阻；无疑，如果不用动物做实验，有些知识就不易取得。为动物实验作辩护的人便常提一些重要的发现，最早的便是血液循环。他们把班亭和拜斯特(BantingandBest)胰岛素的发现及因而对糖尿病的疗效也包括在内；把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发现及疫苗的发现也包括在内；把使得开心术与冠状动脉旁管移植得以成功的几种发现也包括在内；把对免疫系统的了解和如何克服对移植器官之排斥也包括在内。在这里，我不想陷入争辩。我们已经说过，人类寿命的增长，动物实验顶多只贡献了一小点；而对人类生活的品质之改善，动物实验所提供的贡献就更难估计了。在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有关动物实验的贡献如何之争是无解的问题，因为，即使有些有价值的发现是出于动物实验，我们也不能说，如果医药方面从开始就被迫不用动物实验而用其他方法做研究，其成就会是如何。有些发现可能会延迟，或根本没有；但许多错误途径也同样可以避免，而医药可能会向很不相同又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更为强调健康的生活甚于治疗。
　　不论如何，即使动物实验对人类的益处真有说服力，以动物做实验的道德问题却不能因而变得正当。人与动物的权益必须平等考虑——此一道德原则排除了为求知识而将动物当做手段的态度。追求知识的权利并不具超越生命的神圣性。我们已经接受了对许多科技企业的限制。
　　如果用人类做痛苦的或致死的实验，虽然可能获得比其他方式更快更多的知识，我们也不认为科学家有权在未经人同意之下做此实验。现在，我们必须把对科学的这种限制扩充到其他动物身上。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全球重大的卫生问题之继续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防止疾病和维持健康，而是因为没有人肯出足够的钱、出足够的力来实行我们业已知道的事。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横行并蹂躏西方工业国穷人的一些疾病，是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治疗的。在有适当营养、卫生与医疗照顾的社区，这些疾病已经消失。据估计，全世界每星期有250个儿童夭折，而其中1/4是因腹泻脱水而死。这些孩子只需简单的治疗就可以免于夭折，其方法我们早已知道，不需动物。那些真正关怀人类健康的人，设若离开他们的实验室，致力于将吾人已知的医疗资源惠及那至为需要之处，则对人类的健康贡献更大。
　　该说的都说了，但实际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样广泛存在的动物实验，要如何才能改变？无疑，要改变政府的政策，必要有所行动。但究竟是怎么样的行动？为使这种改变发生，一般人民能做什么？
　　较不会重视来自选民的反动物实验意见，因为他们已经过度受到科学、医学和兽医团体的影响。在美国，这些团体在华盛顿支持登记有案的政治游说团，反对限制动物实验。由于立法委员没有时间去求取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便依赖“专业人士”告诉他们。但动物实验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专业人士”通常在动物实验方面可以得取利益，或太相信增加知识何等重要，以致不能站开来看，不能对同事们所做的事做客观评断。
　　而且，专业公关组织最近已经出现，诸如“全国生物医学研究联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大众与立法委员改善对动物实验的印象。该联盟刊行书籍，制作录像带，成立工作室，教导研究人员如何为动物实验辩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怀动物实验，这一类组织也日渐兴旺。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的药剂业联盟如何刊登广告误导民众。立法委员必须明白，在讨论动物实验时，他们对这类组织与医药、兽医、心理学和生物学等等协会的谈判，应当像在讨论空气污染时对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的谈判一样。
　　另外的重大阻力则来自饲养、捕捉、贩卖动物或制造笼子和饲料以及实验用具的公司。这些公司因动物实验而获取重大利益，它们不惜花费巨款以阻止剥夺它们利益的立法。这些商业利益加上医学与科学的威望，可以想见要在实验室消除物种歧视，是十分艰困的。什么是促使进步的最佳途径？要想让任何西方民主大国一举禁除所有的动物实验是不可能的。政府的步调不是这个样子。只有当一连串的政治改革陆续削减了动物实验的重要性，在许多领域有别的方法将其取代，而众人对动物的态度有所改变，动物实验才会结束。因之，当前的任务是为局部目标而工作，并将之视为消除动物剥削长征的里程碑。每一个想要结束动物痛苦的人都应想办法揭发各自所在的大学或商业实验所内动物的受苦情况。消费者可以拒买以动物做试验的商品——尤其是化妆品，因为现在可以买到不用动物作试验的化妆品了。学生应该拒绝自己认为不道德的实验。任何人都可以研读学术期刊，以发现何处在做痛苦的实验，然后想办法让大家知道。
　　让动物所受的痛苦成为政治课题也是必要方法。我们已经说过，国会议员接到过大量反对动物实验的信函。但让动物实验成为政治课题是多年辛苦工作的结果。幸运的是这种情形好些国家已在起步了。在欧洲和澳洲，动物实验是政党严肃的课题之一，尤其是有绿色倾向的政党。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共和党的党纲就明言，取代药物与化妆品方面的动物试验的方法与步骤必须更为简明与迅速。
　　对实验用动物的剥削是物种歧视的一部分，除非物种歧视被消除，动物实验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终将有一天，我们孩子的孩子在回顾20世纪吾人在实验室中的所做所为时，将感到恐怖与不可思议，正如我们现在回顾古罗马竞技场中的屠杀与18世纪的奴隶贩卖时感到恐怖与不可思议一样。
　　译注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出一卷幸达尔与黑猩猩的录像带，Among the Wild Chmpanzees；台湾年代文化有限公司在台代理发行，名为“黑猩猩朝夕相处20年”。
　　译注二：沙利多迈Thalidomide(或译“反应停”)，能致畸形的化学药品，在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现以前，曾用作镇静药和止吐药，妇女在任娠早期应用反应停，则胎儿可发生海豹肢畸形及其他畸形(如无外耳或外耳畸形，双眼融合性缺陷，胃肠道无正常开口等)。1959—一1962年初，西德出生了2000至3000个、英国出生了500个这种畸形儿。美国已停止应用本药。在发现反应停的副作用以前，人们曾相信，妊娠期间应用本药可保护胎儿，使之免受其他药物的影响。1962年起，在美国等处用药物做实验已受严格限制。 (录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卷五第10页)译注三：Seizures，指疾病发作，如心脏病。
　　译注四：原文为Noble-Collipdrum尚未查出中文译名。此中文名系译者暂译。
　　